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却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科利尔进行了量化的研究,认为人均GDP2700美元是个临界点,“民主国家越富越安稳,专制国家越富越动荡。”数值未必是精确的,但是代表着一个趋势,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物质基础,而选举过程无可避免地会有一种对现有财富的重新分配。最底层的10亿人并没有形成对国家的认同,相比之下,族群要比国家更靠谱,选票的分配并不是根据候选人的政绩和能力,而是其族群身份,可以说,族群认同压倒了国家认同,选举过程加剧了族群对国家的“俘获”。族群认同加上国家所内含的暴力性,导致的结果就是政治纷争和内战不断。
《最底层的十亿人》,保罗·科利尔著,王涛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7月。
非洲国家最大的挑战:
建立一个可以合法垄断暴力的“利维坦”
最底层的10亿人的国家并不是内生的,而是被赋予的,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外部的主权,或者形式的主权。值得关注的是,非洲国家青睐一种绝对主权观念,也就是反对外部的干涉。如果回到主权国家的原点,我们会发现,主权其实主要是针对教权,现代国家首先是一个世俗国家,所以,这也是现代国家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只不过,几百年之后,这一背景已经被淡忘。
科利尔研究了现代国家的“装置”,但他认为,让非洲等后发国家重走一遍欧洲国家的战争立国的过程是非常残忍的。那怎么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国家呢?首先就要诊断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族群政治是很重要的原因,从政权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换需要构建国家认同,但是成功的案例寥寥无几,坦桑尼亚领导人尼雷尔、印尼总统苏加诺虽然缺少搞经济建设的能力,但是他们任内还是建立了国家认同,尤其是印尼这么一个群岛国家,能够整合为一个国家,苏加诺功不可没。
坦桑尼亚首都多多马。达累斯萨拉姆曾是坦桑尼亚的首都,但坦桑尼亚议会在1974年就决议迁都,近半数的政府机构已经迁往内地城市多多马。现在,只有多多马的地名上才有代表首都的标志。
不过,科利尔发现,构建民族国家的认同具有很强的偶然性,需要出现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而这样的领导人是可遇不可求的。多数的领导人会依据自己的族群和统治的小圈子来建立庇护关系,长期把持国家、政变或内战在这些国家基本是家常便饭。
依靠这些国家自己的努力,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比较稳定成熟的国家,既然是被国际体系所“赋予”的国家,那么帮人帮到底,科利尔提出的方法就是国际社会向这些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尤其是安全和问责制度,为这些国家“输入”基本的制度。当然,这样的方法触碰到一个根本问题,即主权问题,科利尔建议“共享主权”或者“治理主权”,绝对主权并不是阻挡国际干预的挡箭牌,相比于人道主义干预来说,科利尔的建议相对比较温和。通过维和行动和远距离的安全承诺,逐渐打破最底层10亿人面临的国家构建的难题。
枪炮能够杀人,但是真正杀人的还是人,但枪炮的泛滥无疑恶化了非洲国家的公共安全,而非洲国家的军事开支中有40%是来自海外援助,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如果说发展援助无意中为购买军火买单,而且廉价的枪支增大了内战的风险,一个可能的对策是限制武器进入危险地带。幸运的是,这些最容易爆发内战的国家还没有工业化,没有自己的军工,所以限制贸易就能限制枪支。
所以,国际社会应该减少对非洲的武器出口,工业化时代的战争的后果已经被人看到了,那就是二战那样的惨烈战争。对非洲国家来说,军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内战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浩劫,而且会影响到周边国家的发展前景。
在内战爆发的诸多原因中,科利尔发现,一个国家之前是否发生过内战,是决定它再次发生内战的关键原因。所以要打破一个国家的内战的陷阱,就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维和,而不是在内战结束之后就开始选举,选举无疑会让这个国家再次陷入内战。伊拉克、阿富汗的例子也确认了科利尔的洞见。通过比较长时间的维和,确保国内的安全,同时要发展经济,保持货币的稳定,二战之后的欧洲重建有赖于北约和马歇尔计划,不能不说,这是从非西方视角重新审视欧洲,提供了不一样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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